我的小学 1


如果不是在车上对它的惊鸿一瞥,也许我不会写这些东西。当然我那一瞥威力不会特别大,那学校依然完好无缺,如果换了个高眼那就不一样了,你看,我朝很早的时候就有“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这种鬼事。这说明,中国其实一直很强大,哪个国家跟我朝有仇的,派李夫人过去当“顾”客顾一顾就好了,如果一次搞不定,当一次回头客依然很实惠,比什么原子弹中子弹都来得好用、管用。

我的小学当初还只是两栋建筑,最主要的一栋两层纯土木结构的就是教学楼,当然也可以叫它宿舍楼,因为教室和学生宿舍、教工宿舍都在这一栋楼里面。具体说来,教室在一楼,宿舍在二楼,这一栋楼因为纯土木结构的缘故,阳光明媚的时候看起来都灰头土脸,至于雨季一来那就翻倍地惨不忍睹。此外还有一栋小楼,是石头加钢筋水泥的,我不明白这应该叫什么结构,反正比起教学楼档次要高一点,这栋楼住满了行政人员,为了照顾行政人员的吃喝拉撒,食堂就建在行政楼的后面,很形象地表明这群人吃和睡的紧密联系,虽然厕所对所有人来讲都算远,可是行政人员也有减肥的需要,厕所的距离对他们并不构成生活上的障碍。

八十年代末期,我开始在这个小学上学,因为父亲是这里的教师,所以我在学校里很长一段时间都被人称为“老师仔”,这和香港人叫我们“大圈仔”是一样的道理,不会是一种恭维。

当老师仔很有压力,首先要成绩好,这样好维护老爸的面子,别人背后提起来也说:“某某人儿子教得那么好,想来教书不会差。”其次要循规蹈矩,不能年纪轻轻就被人预言长大了蹲监坐狱,这样子老爸的家教也会被乡里人质疑;最后还要乖巧,碰到校长家的母鸡要问:“生了没?”因为这样周全的礼貌对老爸以后评职称有深厚的印象分累积。所以小学生活对我来讲已经相当的艰难,同学们对人对事有情绪的时候可以豪放地说:“操你妈!”我就受了很多的限制,我如果讲了粗话,那就会是班级里的大新闻,和女教师上课时漏在裤子上的月经有相同的轰动效应。另外要提一下,本地方言骂“操你妈”这个意思的时候,很有意思,我们用的不是“操你妈”这种动宾结构,而是把宾语提前变成“你妈我操!”,而且“妈”字还拖得特别长,这样方便见风使舵,比如骂到“你妈”的时候突然对方来了很多同伙,这时候把“妈”字稍微延长便能换取大量的应变时间,然后把后面的“我操”吃下去,再吐出“身体好吗?”,马上就能取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并八面玲珑地全身而退,这是我后来学汉语语法的时候发现的,是个重要的研究成果。

小时候人见人夸我“斯文”,我没有半点成就感,用美女作家的话来说就是:“那根本不是我的G点所在”。我那时候比较想要让人夸我:“力气大”,可就是没能如愿,至今纳闷——虽然我瘦小枯干,可蚂蚁的力气不见得比我大,为什么人家还说“蚁力神”?因此我觉得舆论总是很偏颇且费解的。

那个时代用得很经常的一个词语就是“改革开放”,这四个字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气味,但改革开放对当时的我来讲是很抽象的一件事情,我后来能把它形象起来完全是因为W的缘故,W是个资深的数学教师,在经过加减乘除很多运算之后,发现了致富的途径——养鸭子。

于是改革开放的春风给我的学校吹来了一群嘎嘎叫的鸭子,不可否认,那一群毛茸茸的小鸭子曾经带给我很多的关于繁荣昌盛的遐想,也带来了它们独有的腥臭,但我很善良地希望W能从此发达,远离他认为价值偏低的教学岗位。但是最后的结果却将改革开放与腥臭的气味划上等号——鸭瘟了!在那一段特定的时间里,我经常看到W气闷地把站不稳的鸭子扶起来,可是他走开两步,鸭子又倒了下去,他顾此失彼,眼里泪光闪闪,我当时想鸭子要是不倒翁的话他就不会有那么大的麻烦了,当我在街头打地鼠的时候,我就更深刻地理解了W的悲哀。等到后来情况恶化,他每天清晨都要去清理鸭尸,攥着大把大把的鸭脖子把那些曾经是他莫大希望的小鸭子扔到他自己也看不见的地方去,我怀疑他这样做是为了不那么扎心,我更很怀疑他心里有没有在数,也许那个时候,精通于加减乘除的W会比文盲痛苦N倍。等到所有的鸭子都撒手鸭寰之后,我见过W站在可以俯视鸭塘的那个地方,沉默地面对那个已经空荡荡的池塘,也许他依然在反刍他的梦想。

那时候条件艰苦,我和老爸挤在二楼一间不超过八平米的教工宿舍里,地板是就是木板拼起来的,做工粗糙,中间有很大的缝隙,有一次我捡铅笔的时候,居然听见教室里由下往上的呼呼的风声,因为是土木建筑的缘故,那教室就算坐满人依然有很好的空气流动性。有一次倒开水的时候,我打翻了热水瓶,开水浩浩荡荡地顺着缝隙往下流,结果楼下那些学生一片惊呼,因为他们很少洗澡,也没见过瀑布,所以对除了下雨之外的水往低处流的现象感到很惊奇,我知道闯了大祸,也预计到最后大概会发生什么,于是我躲在床角,希图用蚊帐来遮掩自己,可是没有用,老爸进来看了看我,憋得通红的脸上看不到有试图原谅我的迹象,然后我挨了一巴掌,哭得很凶,这一巴掌作为老爸对我至今唯一的正式的体罚,我印象深刻,虽然已经二十年过去了,我仍然可以想起当初老爸盛怒的脸,过年回家的时候看到他苍老的样子,止不住地酸楚。

我对八十年代最激动人心的娱乐记忆,应该是会议室里的那台电视,当然我感兴趣的不会是新闻联播,而是“华山论剑”,现在想来应该好好地感谢我的那位数学老师L,因为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武侠迷,他可以狂热到去借当时极富传奇色彩的录像机和录像带,在录像带播放不顺利的时候他还会不厌其烦地用红领巾蘸酒精来反复擦拭录像机的磁头,我们也因此继续得以大饱眼福,最爽的是他是少先队辅导员,有用不完的红领巾,所以当L在对学生们宣传“红领巾是红旗一角”的时候,我已经不再迷信他的蛊惑,我甚至在推论:那么国旗也可以擦磁头的,就是太大块——这只是看录像的道具而已。每当L开始在会议室播放残缺不全的《射雕英雄传》(因为周而复始,好像只有《华山论剑》一部,象《东邪西毒》之类的就没印象),罗文唱响《铁血丹心》(小时候只知道很激昂慷慨,不知道谁唱的,更不知道歌词什么意思),会议室会在瞬间聚集绝大多数的教员与家属,领导是不会来的,不是不屑,是怕没了架子,没了威信,没了区别,我见过的领导,个个都这样,他们喜欢一种姿态,这种姿态可以显示他的领导地位,而我们知道,真正厉害的人是没有姿态的。等到后来电视在住校的教工家属当中普及了,老爸规定我在完成作业的前提下可以去其他老师的宿舍里看电视,而我常常违背这个前提,看电视的时候一惊一乍,可是事后依然故我,象《聪明的一休》、《小龙人》、《封神榜》、《上海一家人》这些当时风靡一时的电视节目我也看了个大概,我的童年,也因此不至于过分地黑白。

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有过一个很好的朋友,现在当然不知所终,我在《妄念》里有大致地说过,五年级也有过一个开始很要好的朋友,后来莫名其妙地翻脸,当时我想不明白现在依然非常困惑。我曾经跟他说乡下人如果对某人有意见,见面一句话不说就吐一口痰,表示“我呸!”,当时他觉得很有趣,跟我讨教了不少的细节。可等到他和我翻脸,果然见我就吐痰,吐痰的时间和流量、音量都掌握的无比精准,我觉得很委屈,后来也理解了猫为什么不教老虎爬树了。后来我把这件事情当作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个寓言,教训是:人的一生处朋友教徒弟,交流的时候负面的东西少一点对自己有好处,因为人看起来总那么诡异多变、难以相信。

住在我宿舍对面有一位体育老师J,弹得一手好吉他,那时候很流行齐秦的《我是一只来自北方的狼》,每天傍晚的时候,他总会关了灯,然后门户大开地在那里弹奏并歌唱,他放荡的歌声会和着铿锵的吉他声徐徐地溢出那斗室,再向窗外无尽的黑暗里铺陈开去,那时候J很年轻,也许也有着“心事付瑶琴”的雅兴,在学校里的青年教师里,要数他最为俊朗,一米八几的身高,那时候不常见。J的女朋友常来学校看望他,也是个精通吉他的,真是“物以类聚”、“一丘之貉”、“狼狈为奸”啊——当着我爸的面,我把刚学的许多成语,就这样用在他们身上。每每他们在黑暗的房间里抱起两段空心木头,在那里自得其乐地唱着“我是一只来自北方的狼”,我就在那里想:一只公的,一只母的。

J老师在女朋友不在的时候是很豪迈的,那时候的教师宿舍不会配什么卫生间,只有公厕,看起来只有五十米开外,可是要下楼就得走完骑楼的走廊,跟公厕还是逆向的,这样子一来,下楼还要往回走,来回折算一下,上一次厕所要走近一里地,很不划算,对于尿频的人来讲,可能刚回到房间里又开始想尿了,会郁闷得要命。J不喜欢用夜壶,因为夜壶满了还要倒,放在房间里会发臭,还占空间。于是J自己想了个办法,找了个旧的牙杯,那种牙杯在那年头随处可见,就是铁杯子外面刷一层漆,往往会在上面弄一些图案,比如公鸡啊狗啊兔子啊什么的,下面还有几个字“某某某某留念”,我记得J的那个杯子上面好像是“某某届运动会留念”,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J老师会将它派以什么样用途。

所谓的教师宿舍实际上就是用木板把一个教室大小的面积隔成四个房间,中间放一条过道,左右各两个房间,过道还配个大门,然后把教员分配进来就over了,这样子所有的隐私总是很难有保障,不过那个年头,“隐私”并不是一个常用的词语。自从J在过道里放了一个牙杯开始,我就不自觉地观察起他来,后来我发现,J要方便的时候,就会把大门关上,然后在那里汹涌澎湃起来,有时憋得太久释放起来未免太爽,J会忍不住呻吟起来,荡气回肠。排泄完毕J会很嚣张地右手端着牙杯,左手拉开大门,那个样子很象要去泼人硫酸的歹徒,紧接着“哗”地一声响,J的排泄物就空降到操场上,在楼下的学生看来,就如下了一场小面积的雷雨,带着尿骚味的,没有任何风起云涌的预兆。J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这么熟练,头几次看到他端杯子别人都以为他要去刷牙,都对他讲卫生的态度表示佩服。由此我又下了一个结论,做事情要选对姿势,同样是端杯子,放在胯下说明那是尿杯,与胸部齐平则是牙杯,轻车熟路之后的J就不再让人误会了。J也因为尿杯而训练出一些特殊的能力,比如去食堂打开水的时候,他总会提醒别人开水快满了,记得拧开关。别人总是很惊奇,而J很自负,象一位敏于听声辩位的武林高手,叉着手微微地笑。而我知道这是怎样练出来的,因为我们的过道没有路灯,关了大门里面漆黑一团,J曾经无数次在控制不住尿量的时候让尿溢出尿杯淋了满手然后狂叫“你妈我操!”,久而久之,J的骂声就不再听得到了。以下我试图用一些文字来诠释J巧夺天工的表演:比如J膀胱里有近三杯的尿量,J会神情落寞地关上门,然后动作准确地拎起杯子掏出家伙,很快,尿开始以一种奇妙的声响注入杯子,J同时释放他神奇的听觉以聆听尿在杯子里上升的速度与刻度,在J感觉它差不多快满的时候J憋住了,然后出去下一场雷阵雨,我依稀可以想见,在J推开大门的时候,J犀利的眼神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瞟过手中九分满的杯子,然后自豪地、诡异地微笑,如此这般,反复者三,膀胱里的尿就空空如也。熟能生巧,这个古老的哲理又一次被隐蔽地证明了。那个时候J最怕的是什么呢?我想一定是校门口路过的拖拉机或者天上的飞机,因为这些响声都很容易导致J再次惊天动地地骂出“你妈我操!”。

我还很清楚地记得那个校长,学校里的老大,已经快退休了,可是身体还是又胖又棒,他是篮球的发烧友,时常聚集了一堆的马屁精在那里打NBA,同学们不要误会,这个NBA不是美国的,是“牛逼啊”的缩写。这位书记喜欢进攻,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喜欢投篮,那些属下们都乐意把球给他,书记在接到球之后会有一个很连贯的动作,就是跳起来,收起小腿,仿佛他要证明肥胖不影响滞空甚至有助于滞空,然后头向前冲,同时把球扔出去,当时我觉得这个姿势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虽然我那时候还不知道篮球的“篮”是草字头还是竹字头的。很多年过去了,某天我在看动物世界的时候看到蛤蟆吃昆虫的时候,有个慢动作回放,我马上很激动地想起了这位敬爱的书记,然后想如果当时我有个佳能40D就好了,书记投篮的时候我会很敬业地给他一桢连拍,然后挑选球刚离手的一张,送给他,作为纪念,还是黑白的。

学校里有一部分女老师,都缺乏完整的印象,学校的教导处主任的老婆L,是个教低年级语文的,人很好,教书也认真负责,对于拼写这方面,有着几近固执的强化意识。我曾经在上学的黄泥路上摔了一跤,L很匆忙地帮我换衣服,动作麻利得象母亲一般,热心却不客气,让人很受用,L这个人,在小学时代少有的温馨感觉中占有相当的比例,可惜后来和她老公调走了,音讯从此不再明朗。还有一个教数学的老师Z,很年轻很会打扮,这使得相对土包子的乡亲们会觉得她风骚,以至于高年级的学生都喜欢调戏她,Z于是很生气,有一次对我们同班的捣蛋鬼说:“如果想耍我,请到我楼上”。对于“耍”这个字的确切语义,我不是很了解,一直以为是玩耍的耍,觉得Z很有娱乐精神。捣蛋鬼们听了这句话,仿佛老鼠看见老鼠夹上的奶酪,有一种受诱惑后的惊疑,可是并没人会去她楼上,这毕竟是一群聪明的老鼠。听说他们最喜欢看着Z的背影在放洁具的角落里手淫,这件事情显然很让我震惊,我发情得迟,不了解那是什么做法、什么感觉。后来我决定不去追究这件事情,因为如果被他们发现我不懂行,会大大影响我的威信,我那时候是班里的学习委员,还是少先队的大队长,虽然我那时候勤学好问,但对于这件事情,我始终没有找人讨教过。

学校里仅有的几个女教师最后都嫁给了学校后山的乡政府干部,男教师们都戏称本校的女职工为“乡政府的老婆”,我认为这些女人在婚嫁方面有这样一种心态是不健康的,她们大多数都有着很强的权力欲,很多时候,在这方面,这种女人要比掌握权力的男人本身来得更为阴险,她们凭自身条件无法拥有权力,但是她们可以千方百计通过操控一个接近权力的人来实现自己的欲望,可是这些女人是不会幸福的,而且害得与她亲近的人也不会舒心。《围城》里的赵辛楣很聪明,他不想因为老婆想当官太太而当官说的正是这个道理,可惜有个男教师比赵辛楣蠢,在他太太日复一日的枕头风劲吹之下极力想叛逃出教师队伍,后来找了很多关系历尽千辛万苦转业到乡政府,终于满足了她太太的官太太欲,她终于觉得可以与那些“乡政府的老婆”平起平坐了。

前几天有看过一个女教师体罚学生的视频,说真的,我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因为那些体罚跟我上学的那个年代相比就显得太小儿科了。见过人吃人,再看到和尚吃猪肉,你就不会太受刺激,也是同样的道理。那个年头流行体罚,学生挨巴掌、罚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对于完不成作业的,背诵不了课文的,也经常被留堂,留到哭的,也很常见。更可怜的情况是留堂的孩子迟迟回不了家,然后家长找来了,那时候家长们都很单纯,他们一边谦卑地感谢老师一边对孩子猛甩耳光,然后骂骂咧咧地回家,对那些同学,虽然隔岸观火,但仍抱有深深的同情。

曾经有一个晚上,我在路过三年级的教室时听见哭声,当时我正在上厕所的路上,已经9点多,而上厕所正是我睡觉的前期工作。哭声断续呜咽,在暗夜里很嵾人,我很勇敢地探头看了看,在路灯的光线里依稀可以看见一个男孩子坐在靠窗的位置,肩膀一耸以耸地抽噎着。这件事里可以有三点可以推断,第一、那个老师没什么人性;第二,他没有父母或者关心他的亲戚,如果有,也是没人性的;第三、那学生太乖,以后肯定不会乖。

长大后有机会碰到做教育的同龄人,我总喜欢跟他们说不要过分利用学生的乖,这种乖是一种非常稀缺的资源,过度使用,以后你和你的同行就吃力了。

刚才说过,我那时候当了学生官,后来还有机会参加夏令营。

在我小学毕业的那一年暑假,老爸问我:“要去爷爷那还是去M洲参加队长夏令营?”我算计了一下,Q州随时可以去,M洲以后就没什么机会了,于是我选择了M洲。那一次夏令营里大部分是些纨绔子弟,象我们这种山区里长大的,浑身土气,用鼻子就能分辨出来,我们通常都比较木讷,不合群,跳集体舞的时候,我就像被点了穴,辅导员想栽培我,叫了个能歌善舞的漂亮女孩子来给我开小灶,我再次被点了穴,只是这一次是笑穴。这女孩子和我一般年纪,却高了我一头,色艺双绝,当时就已经巡演过许多国家,不知道现在被潜规则了没有。这个厉害角色让我不可避免地自卑,其实这不是我的错,山区的孩子和城区的孩子,才艺是没办法比的,就像野猪和家猪比脂肪,是个荒唐的较量。此外我还在夏令营干过一件糗事,那是从黄金沙滩回来,因为饿翻了,我等不及辅导老师就第一个跳上饭桌,结果当时的教育局副局长疾言厉色地说我没规矩,还问我哪个学区的,当时我觉得很丢脸,掩面奔走。现在想来自己当时真是太可爱了,我只是不小心触及了这世界无数无形的框框条条其中之一罢了,那么惶恐,实在没必要,可我只是小孩子,没现在这么有痞气。

在夏令营的时候我喜欢和一个非常夸张的胖子Q结伴,这样搭档的笑果很好,走到哪里都被人取笑,这说明鲜明的对比并不都是好事。我们那时候还喜欢找一对非常漂亮的双胞胎姐妹搭讪,后来在车上的时候我把头靠在其中一个的肩膀上幸福地睡着了,口水肆无忌惮地在她蓝色的裙子上泛滥,后来她告诉我:我抓在手里的少林可乐掉了好多次,都是她帮我捡的,而且一边捡一边还要担心我倒下去。我当时觉得很内疚,觉得自己没风度,感激到恨不得以身相许,最好是许给姐妹俩。时至今日,我依然想,我应该娶她做老婆,她那么小,就表现出当一个好老婆的巨大潜质。只是现在我已经是个流氓,而她极有可能已经睡在某个王八蛋的床上,想到这里就象在A片里看见一个漂亮的女优一样,我吐了一口痰,然后愤懑地说:“真他妈的可惜!”

等我差不多淡忘双胞胎姐妹的时候,我就开始念初中了,偶尔还会在假期陪老爸护校,每当踩过走廊上吱呀作响的木板,依然觉得温馨;后来就不去了,因为宿舍开始不够用,就要拆毁了,当时有几个青年教师已经住起了集体宿舍,某些问题照样存在,而J的杯子早就作古了,他们换了更先进的工具——一个巨大的茶油桶,它的容量是100L,它的开口直径简直就是比照着夜壶嘴造出来的,所以这个桶在清空了茶油之后一直向人们暗示它还有别的功能,人的智慧是可称赞的,它终于被一群别有用心的人起用了。听说那个桶满了,他们会齐心协力地抬到厕所去清空,我猜想他们一定不会刚好是三个人,因为有个典故间接告诉我们,三个老师没尿撒,我还猜想如果J有机会回来的话,看到那个桶一定会目瞪口呆。后来的后来去的时候学校的样貌已经大变,教师宿舍楼彻底翻新成钢筋水泥结构的了,教师们渐渐独门独户地生活了,可是我感到陌生,因为我记忆中的学校和老师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都在历经磨洗之后不复从前。后来的后来的后来,学校里的幼儿园也翻新了,学校的名字也改了,叫“道德第九小学”了,第一次看到这个名称我很吃惊,因为现在“道德”都只能排在第九了,那么前面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是什么呢?在那一瞬间我仿佛又回到了数数的年纪,只是当时教我数数陪我数数的人呢?关于他们兴衰浮沉的历史,我实在掌握得不多,也着实关心不起。

后来的后来的后来的后来,我听到《后来》这首歌。对照着歌词,我发觉,这歌名起得太大了,甚至有点虚妄;对照着歌名,我以为它甚至不需要歌词的,最多一个感叹号就能完事。世间无数诗词歌赋的大家,不计其数的如椽大笔下,无论武侠的言情的纪实的政论的等等等等,不管有病的无病的呻吟,通通表达不来其中之万一。这几句,是衍生出来的感慨,不当真的。

我的记忆已经残缺不全了,叙述也没办法连贯,就象一个盲人,在找寻多年前一条意义深重的项链,以为抓住一些珠子就能捞起整条的项链,可惜贯穿项链的那条线早已陈腐,指触之间灰飞湮灭,任是煞费苦心也寻不回从前了,我们只能听着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声响,仿佛听见倏忽坠落的岁月到了谷底给我们的回声,欺骗着我们去感慨,并心甘情愿。(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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